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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網:天津大學舉辦第四屆能源、環境和產業經濟與政策研討會
發布時間:2019-12-10    

中國社會科學網訊 2019年10月26日至27日,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與國家能源、環境和產業經濟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第四屆能源、環境和產業經濟與政策研討會在天津大學舉行。來自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武漢、成都、杭州、南京、太原、珠海以及香港等地的一百多位專家學者和研究生參會。與會專家學者圍繞“經濟學理論”、“經濟發展、轉型升級、創新與城市化”和“能源與環境經濟學”三個專題展開深入研討。

英國威爾士斯旺西大學博士、天津大學黨委書記李家俊教授出席會議并致辭。李家俊代表學校向參會的各位發言嘉賓及參會人員表示熱烈歡迎,簡要介紹了天津大學的歷史和學校在相關領域的發展和取得的成就,勉勵大家以已故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為榜樣。李家俊說,經濟學研究工作既要開展更具一般性意義的經濟學原創理論研究,同時也要扎根中國大地,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貢獻智慧,基于中國實踐發展基礎提出中國的經濟學理論。開幕式由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創院院長,卓越教授,國家能源、環境和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張中祥主持。

“經濟學理論”專題研討(黃振興主持)

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博士、經濟學五大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作者、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常任教授、院長助理黃振興主持“經濟學理論”專題研討環節。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經濟學五大刊之一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作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瀟教授圍繞風險解決時間的無差異性及時間和風險偏好的分離展開。一般認為,風險資產溢價是由市場上代表性消費者偏好的內在性質決定的,因此如果能較好地刻畫消費者跨期風險偏好,就能幫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對風險資產溢價進行預測和調控,從而更為有效地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

韋瀟的研究表明,目前應用廣泛的跨期風險偏好模型在預測消費者行為時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對風險解決時間的提前的強烈喜好,以至于愿意支付百分之三十的人生財富讓所有消費的不確定性在下一期消除。又如,時間和風險偏好重疊,舉例來說,當消費者的風險厭惡程度足夠高時,他就必須讓自己的消費在每一時期都一模一樣;當消費者偏向風險中性時,他就會將消費完全集中于一個時期,而在其他時期不進行任何消費,這樣的刻畫顯然也和現實的消費行為不符。

韋瀟說,正是現在廣泛應用的偏好模型中對消費行為刻畫存在的這些問題,他的研究希望尋找一個新的跨期風險偏好模型,在某些條件下能同時滿足風險解決時間的無差異性,時間和風險偏好的完全分離以及時間協調性這幾條公理。正如前面的例子所述,風險解決時間的無差異性消除了風險解決時點對決策者的心理暗示,時間和風險偏好的完全分離確保跨期的替代彈性和風險厭惡系數不會重疊,而時間協調性則保證決策者不隨時間變化改變既定策略。韋瀟的研究給出一個新的模型以及上述公理滿足的充要條件,并討論該充要條件滿足和不滿足時的消費行為,認為這個新的偏好模型能改善現有模型對消費者的跨期消費和投資行為預測中的種種弊端,從而為消費者跨期偏好分析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博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副院長曹小勇討論了帶有隨機參與約束的第一價格拍賣。參與成本的存在使得并不是所有競標者都能參與到拍賣中去,在很多情況下,參與成本往往很高,因此是否參與以及如何競標往往需要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考慮。曹小勇說,目前對于帶有參與約束的拍賣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價格,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第二價格拍賣中,報自己的真實價值是弱占優策略。第一價格拍賣在實際中應用比較廣泛,特別是在政府合同和采礦租賃拍賣中,但對第一價格拍賣的研究卻很少,尤其是在參與成本和價值都是私人信息的情況下,刻畫與實際參與人數有關的報價策略是難點。

曹小勇的研究主要在參與成本和私人價值二維不確定性框架下分析第一價格拍賣。在這一框架下,投標人將采用臨界值策略決定是否參與拍賣,參與人參與一個拍賣當且僅當他的真實成本小于或者等于一個臨界值。他的研究重點分析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首先,在一般的經濟環境中證明了均衡的存在性。此外,當投標者服從相同的分布時,存在唯一的對稱均衡,但不對稱均衡也可能存在。其次,在一個簡單的兩人經濟中,當投標者服從不同的分布時,可以得到均衡存在唯一解的充分條件。曹小勇說,研究均衡的存在和唯一性,對于帶有參與成本的有效拍賣與最優拍賣的設計具有重要的意義,可以針對不同的成本結構,設計出最大化賣方收益和最大化社會剩余的拍賣機制。最后,通過構造角點解,進一步刻畫了一種特殊的非對稱均衡,在分布函數一階隨機占優的情況下,比較了均衡的性質。

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博士、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助理教授楊戈嶼研究了不確定監測下的聲譽效應。楊戈嶼表示,在不確定監測下,短期博弈參與人接收的信號與長期博弈參與人的策略之間,可能沒有直接關系。這種不確定性給聲譽的建設和維持帶來了新的挑戰。楊戈嶼證明了,當短期博弈參與人無法在統計上區分承諾行動與不良行為時,標準聲譽結果可能會崩潰。他的研究還提供了聲譽效應可以擴展到當前框架的充分條件。當前消費者能從各種評價網站獲得大量信息來幫助他們決策,但是這些信息大部分是嘈雜的,充滿不確定性。楊戈嶼談到,其研究旨在幫助理解在信息嘈雜的市場,企業和消費者是如何互動的,同時對評價網站的管理監督提供參考。

法國圖盧茲經濟學院博士、青年長江學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李三希教授研究了在垂直差異化的雙寡頭市場中,競爭企業出售消費者個人信息的動機和效果。求解出不同信息結構下廠商的定價策略和各方的福利后,李三希與合作者發現,當僅某一廠商擁有所有的消費者信息時,該廠商總會選擇出售部分消費者的個人信息給競爭對手,從而最大化總收入。企業的競爭優勢越小,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就會以更高的價格越多地被賣給競爭對手。商家間銷售消費者個人信息會損害消費者剩余,但與不出售數據的情況相比,將提高社會福利。基于此,李三希提出了關于個人資料保護的法規或政策不必如此嚴格的建議,也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政策時如何根據行業特點協調各方利益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

“經濟發展、轉型升級、創新與城市化”專題研討(張中祥主持)

北京大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一級巡視員劉培林呈現了成功后發追趕型經濟體追趕進程的三方面典型事實。一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時間分布呈現倒U型軌跡,即經濟增速依次經歷低收入水平狀態下的低速度—起飛—為期20~30年的高速追趕—增速降落—中速/中低速平穩增長的完整過程。二是在為期20~30年的“平臺期”內,盡管人均物質資本積累速度比其他國家快得多,但資本產出效率保持在較高水平。三是在20~30年間快速產業升級和劇烈而迅速的結構變化。他說,目前主流文獻把后發國家向技術前沿國家的收斂解釋為“轉移動態”路徑上的資本邊際報酬遞減,該解釋最多能和“追趕周期”的后半段相容,無法和“追趕周期”整個過程特別是高速追趕“平臺期”當中資本回報率大體穩定的事實相容。

他與合作者的研究首次在文獻中將這些典型事實概括為“追趕周期”。他們認為,“追趕周期”在形成機制、持續時間、表現形式等方面,與文獻中通常關注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庫茲涅茨周期、朱格拉周期、基欽周期等四種類型經濟周期有很大不同。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他們的研究引入一個反映后發經濟體技術追趕特點的機制,以更好地解釋“追趕周期”幾方面典型事實。劉培林強調說,發展中國家管理自身發展進程時所需要的政策工具,要比處于技術前沿的發達國家日常宏觀經濟所采用的財政貨幣政策等更多,而且在“追趕周期”不同階段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側重點也應互有區別。

浙江大學博士,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副院長潘士遠認為,過去15年來,中美貿易不平衡持續擴大是導致近期中美貿易戰的主要原因之一。通過構建雙邊貿易模型,他分析了中美雙邊貿易不平衡問題。一方面,中國制造業貿易順差巨大;另一方面,中國服務業貿易逆差巨大。他與合作者研究認為,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居民對服務業和制成品的需求是不平衡的,前者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后者。但由于政策扭曲和監管,服務品供給不足。因此,消費與生產的不匹配是導致兩個行業貿易平衡出現分化的重要原因,他們研究發現,消費和供給側資源配置的結構變化有助于解釋1998-2016年(行業層面)貿易不平衡加劇的原因。消除國內政策扭曲,如對私營企業的信貸約束和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可以減少40.7%的貿易不平衡,增加6.1%的福利。

南開大學博士、長江學者、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杰出教授李坤望從資源配置效率角度,以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政策為例檢驗了產業政策的“好”“壞”。他認為,長期以來,產業政策在中國經濟發展與調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與此同時,關于產業政策制定和作用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推崇市場機制,還是強調政府干預的必要,是這一爭議的核心。他與合作者使用2000-2006年中國海關數據和工業企業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法研究了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政策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發現,2003年國家正式出臺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戰略后,中國加工貿易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產品結構也趨于改善。但實證檢驗表明,轉型升級政策降低了行業平均生產率并提高了行業內企業生產率的離散度,這意味著轉型升級政策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在企業層面,轉型升級政策也不利于加工貿易企業,對這類企業的生產率造成負面影響。從政策目標看,轉型升級政策雖然在降低加工貿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貿易結構改善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資源再配置過程中,資源從效率高的企業向效率低的企業轉移,導致福利損失。因此,加工貿易轉型戰略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基于上述研究,李坤望建議,產業政策要以效率為導向,防止造成新的市場扭曲。

黃振興研究了管理者如何面對不確定性問題。他說,管理者在公司經營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他們經常要面對的一項工作是在不確定情況下做決策。和普通人相比,他們的此類決策頻率會更高,而其經濟影響也會更大。絕大多數情形下,管理者面對的是沒有確定概率的不確定性,即模糊性,其模糊性偏好在決策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他與合作者通過一個實地實驗以及創新的方法,來比較管理者和普通人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其模糊性偏好存在怎樣的差異。與之前的研究不同,他們首次從兩個維度來研究管理者的模糊性偏好:其一是對于不確定性的總體偏好;其二是對于不確定性的敏感度。前者代表一個人對于不確定性的總體喜好程度,而后者則代表一個人區分不同程度可能性的能力。模糊性偏好的這兩個維度來源于行為經濟學和決策理論的前沿研究,而其測度的方法則取自于Baillon、Huang、Selim和 Wakker (2018)。他們的受試者主要是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MBA或EMBA學員,其中大部分都經過了嚴格的篩選,屬于公司中高層管理人員。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管理者和其他人對不確定性的總體喜好程度沒有顯著差異,而管理者對不確定性的敏感度明顯低于普通人。在管理者中,女性管理者相對男性更加不敏感。而這一特點在不同人中并不顯著。

香港科技大學博士、中國青年經濟學家獎獲得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陳碩教授報告了貿易沖擊與中國城市化的研究成果。他認為,在當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環境下廓清貿易沖擊對中國城市化的影響具有學術重要性與現實迫切性,但相關實證證據依然有限。為填補這一空缺,他與合作者以2008年金融危機作為自然實驗并基于雙重差分方法實證檢驗了貿易沖擊對中國城市化的作用。他們的研究發現,貿易沖擊使城市化增速降低了0.44個百分點,該作用在控制了其他影響城市化的因素后依然穩健。貿易沖擊能夠解釋城市化率增速的17%。就作用機制來說,陳碩認為,貿易沖擊通過降低城市居民工資水平從而縮小了城鄉收入差對城市化率的影響。

“能源與環境經濟學”專題研討(鄭捷主持)

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博士、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鄭捷主持“能源與環境經濟學”專題研討環節。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連暐虹采用某大型壽險公司的健康險數據,研究了個體保險購買決策的影響因素。她與合作者利用COX比例風險回歸和聯立方程模型分析了中國健康險市場的保險購買決策,發現投保人所在城市的空氣污染狀況會影響保險購買決策,持續污染的時間越長,越可能購買保險。

為進一步判斷空氣污染對健康險需求的影響路徑,她們分析了2013年之前公眾對空氣污染關注度相對較低時空氣污染對個體保險購買決策的影響,并采用關于空氣污染的網絡關鍵詞搜索量作為解釋變量來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對空氣質量信息的感知和關注顯著影響保險購買決策;空氣污染導致搜索量增加,進而增加保險需求。

她們的研究還發現,個體的保險購買決策過程中不僅存在投射偏差(Projection Bias),也存在逆向選擇 (Adverse Selection)。連暐虹展示,從城市層面看,保險購買需求的增加與城市的污染水平也相關,但空氣污染變量取不同閾值時結果不穩健。這是由于城市層面的回歸不僅損失了個人特征,而且回歸方法也不如隊列研究可靠。因此,使用城市層面數據研究空氣污染對個體保險購買決策的影響可能得出不正確的結論。

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博士、優青獲得者、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尹海濤教授比較分析了規模控制與標準控制兩種治理污染途徑。眾所周知,關停小企業和關停不達標企業,是命令和控制環保政策下兩種常見的做法。在理論分析基礎上,他的研究實證分析了兩種污染控制手段的差別。研究發現,在規模控制下,存活企業的產出、全要素生產率、資本投入和資產回報率顯著提高。這些影響在標準控制下要小很多。尹海濤研究提出并驗證了環保規制與企業盈利性之間正相關關系的另一種解釋:環保規制下的市場結構抑制競爭,這個解釋與波特假說是并行存在的。

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博士、經濟學五大刊之一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作者、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助理教授高彧等通過一個在線實地實驗來研究單次信息干預對于采用節能照明產品的長期效果。通過對消費者提供采用節能照明產品的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兩種信息,觀察他們在十個月時間跨度之內的重復購買行為。個人利益的信息主要描述了家庭中將普通節能燈泡置換為LED燈泡之后在十年之內總共節約的電費。公共利益的信息則描述了置換LED燈泡之后對環境的影響,尤其是減少顆粒物排放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共健康所起的積極效果。

她們的實驗結果顯示,提供信息可以在短期決策中顯著增加消費者對LED燈泡的支付意愿。關于節能產品對環境影響的信息比關于該產品對個人金錢影響的信息效果略強。這一效果隨著時間的推移迅速消退:三個月后,實驗組和對照組對LED燈泡的支付意愿便不再有顯著區別。雖然如此,這兩組消費者在三個月后的支付意愿都顯著高于此時新招募的消費者對同樣燈泡的支付意愿。支付意愿的提高與個人知識的更新相關聯。高彧說,她們的研究為信息提供帶來的短期和長期效果以及探究式學習提供了新的證據。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優青獲得者、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曹靜等基于中國農村煤改氣項目的自然實驗分析了公共政策的行為溢出。燃煤取暖導致冬季北方地區大量PM2.5污染,并由此帶來嚴重的健康損失。中國于2017年啟動了針對數百萬北方居民冬季取暖的“煤改氣”和“煤改電”行動來解決這一問題。盡管行為經濟學領域已有大量文獻表明人們在不同博弈中存在行為溢出,然而這些發現是基于在實驗室內進行的人為實驗,鮮有學者關注實際的公共政策造成的行為溢出。

她們基于對北京、天津、河北三地1608戶家庭的實地實驗,研究了該項冬季清潔取暖政策對于人們在獨裁者博弈和公共政策博弈中表現的影響。研究發現,該政策的參與者在兩個博弈中表現得更加不親社會,與非參與者相比,政策參與者向外人和公共物品分配的資源顯著更少。為了理解潛在的影響機制,她們進一步采用因果森林的方法來分析該政策的異質性影響,發現該政策對于不同被調查者在兩個博弈中的表現存在顯著的異質性影響,反應最大的那部分被調查者的取暖支出最多,盡管在取暖凈支出方面沒有顯著差異。研究還發現,政策參與者附近的空氣質量有明顯改善,并且在兩個博弈中反應最大的被調查者對于政策的滿意程度相對更大。此外,通過衛星高溫點監測數據,曹靜與合作者發現,政策參與者的秸稈焚燒行為更多,且主要由在兩個博弈中反應最大的被調查者導致。

西班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常任副教授、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林立國考察了“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地表水水質考核政策對水污染、健康和經濟的影響。長期以來,GDP增長是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地表水的水質考核政策則將國控水質監測斷面的水質質量與其上游省市政府的政績考核掛鉤。林立國說, 該政策從“十五”期間在淮河流域開始實施,到“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在全國推廣,納入考核的流域、國控斷面數量逐步增加。到“十二五”期間,納入考核的斷面數量達到296個,分布在全國十大流域。考核的水質指標也從較為單一的污染物指標擴展到多達22項污染物指標。

基于該政策實施的準自然實驗,林立國與合作者研究發現,水質考核政策顯著提升了受考核的國控斷面的水質質量;污染物指標的改善對是否納入考核反應敏感;考核政策改善了上游地區居民的健康水平。具體而言,考核政策顯著降低了上游地區居民消化系統疾病的死亡率。不過,水質考核政策抑制了上游地區的GDP。這些結論通過了多重穩健性檢驗。進一步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地表水考核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在中國當下,居民對于生態環境的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環境規制的政策需求在增加。他們的研究提供了環境規制政策成本收益分析的實例。

(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與國家能源、環境和產業經濟研究院/供稿、供圖)

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jjx_lljjx_1/lljjx_xyx/201911/t20191118_5044319.html

(編輯 趙暉 陳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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